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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暴雨“千年一遇”!中国曾经遭遇的那些大洪水

河南突遭千年一遇级别的特大暴雨袭击,郑州一小时降雨量超过100个杭州西湖,举国心悬,祈愿平安。

最新预报显示,黄河中游干流花园口河段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中国是一个频繁发生洪灾的国家。从大禹治水开始,一部中华文明史,本质上就是一部与洪水不断作斗争的历史。

以黄河为例,两千年来有记录的水灾就达1500多次,重要改道达26次之多。长江流域1300多年来,仅有记录的水灾就达200多次。

在世界范围内,印度恒河流域、中国长江流域、越南湄公河流域,是当今全球洪水泛滥风险最高的地区。

就中国而言,中国境内洪水频繁,主要是受到气候、地貌、水系特征等三个因素影响。

 

中国洪水集中区域

以气候来说,中国每年的降雨与洪水,主要受到来自太平洋的东南季风,以及来自印度洋的西南季风影响。这两股暖湿气流每年都分别进入中国,使得中国从西南地区的四川、重庆、贵州,到东部沿海的广东、广西、浙江,再到江南、江淮地区的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等地,都容易遭遇洪涝灾害。

洪水与气候密切相关,因此,如何战胜气候和洪水,也成为古代多个政权兴衰成败的关键。这其中,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就是通过在成都平原与关中平原分别制服洪水,为其消灭六国、建立大秦王朝奠定了坚实基础。

周慎靓王五年(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派遣大将司马错等人,从关中地区南下,分别消灭了巴国和蜀国,从而攻占了今天的四川和重庆等巴山蜀水地区。

司马错认为,秦国兼并巴蜀地区,不仅可以扩充国土面积,拥有巴蜀地区的人口和财赋,从而使弱小的秦国富国强兵,而且从巴蜀地区顺江东下,还可以进攻楚国:“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

但是,古四川地区的成都平原经常洪水泛滥。为了驯服洪水,为秦国统一天下奠定根据,在驯服四川近六十年后,秦昭襄王五十一年(公元前256年),秦国派出李冰担任蜀郡太守。

最终李冰通过修建都江堰,成功制服了岷江,将岷江控制分流,把成都平原从以前的洪涝高发,治理成一个水旱从人、物产丰饶的天府之国。

实际上,秦国能从蜗居西北狭隘的土地,频频出关最终消灭六国,跟治理洪水有着极大的关系。

在李冰成功驯服成都平原的洪水之后大约十年,公元前246年,也就是秦王嬴政的执政元年,韩国由于担心秦国频繁出兵,为了消耗秦国国力,于是派出水利专家郑国作为间谍出使秦国,并游说秦国西引泾水东注洛水,修建长达 300 余里的超级水利工程。

从秦国所处的核心关中地区来分析,关中地区由于处在秦岭的背风坡,因此降水没有秦岭的迎风坡汉水流域那么多。这就造成了一种困局,关中地区平时缺水,但在雨季,泾水等河流却又四处泛滥,使得关中地区的土地难以耕种。而引水进入关中地区,在后世被称为“郑国渠”的水利工程,使得在先秦时期难以控制的泾水,成为灌溉、造福整个关中平原的福音。

郑国渠开工多年后,郑国作为间谍的身份被揭发,秦王嬴政大怒,想要斩杀郑国。但郑国却说:“始臣为间(谍),然渠成亦秦(国)之利也。臣为韩(国)延数岁之命,而为秦建万世之功。”

秦王嬴政理智认识到郑国言之有理,于是继续让郑国主持水利工程。郑国渠建成后,通过引入含泥沙量较大的泾水进行灌溉,使得整个关中平原土地肥力大大增加。

此后,原本土地贫瘠、农业艰难的关中平原,在成都平原之后,迅速崛起成为先秦时期的又一个天府之国。《史记》、《汉书》对此评价说:“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

通过营建水利工程、控制洪水,秦国倚赖成都平原和关中平原的肥沃富饶,并以之为经济基础,相继消灭六国,在秦王政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统一全国,建立了秦朝。

自古以来,很多人都关注到秦国自商鞅变法以后的富国强兵政策,却很少关注到在修建都江堰和郑国渠以后几十年,秦国才因之建立了雄厚的农业和经济基础,从而为大秦王朝的建立,提供了根本性的支撑。

产生洪水的三大因素,主要是气候、地貌和水系特征。

从秦国的另一面来分析,来自印度洋的西南季风,以及来自太平洋的东南季风,由于秦岭山脉的阻挡,暖湿气流被拦截在了关中平原以南的迎风坡地区。这一方面造成了处于秦岭背风坡的关中平原相对缺水,另一方面又造成了处于迎风坡、在秦岭南麓发源的汉水(汉江)流域经常洪水泛滥。

东汉末年,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天下进入三国鼎立之势。为刘备据守荆州的关羽,在这一年七月的雨季,带领大军北上进攻位处汉水流域的襄阳和樊城。到了八月,由于连续大雨,汉江洪水泛滥,曹操大将于禁、庞德等人率领的大军被洪水围困。于是,关羽出动水军大破曹军,并斩杀庞德、降服于禁。

这段史实,日后被小说《三国演义》演绎成为关羽“水淹七军”的故事。而帮助关羽打赢曹军的关键,就在于秦岭南麓由于山脉阻挡产生的丰沛降水。

由于山脉阻挡影响降水,也经常在后世影响历史。在中国的西部宁夏等地,贺兰山、六盘山呈现南北走向,其东面是迎风坡拥有充沛的降水,这就使得位处贺兰山、六盘山东面的银川等地,成为了“塞上江南”。

古语经常说“黄河百害,唯富一套”,这个“套”,指的就是位处贺兰山以东的河套平原等地。这个说法的根本,从气候来解释,就在于银川等地位处贺兰山东面的迎风坡,充沛的降水最终造福了整个河套平原。

在这种气候和地形的有利加持下,党项人在唐末和五代十国时期逐渐崛起。到了北宋宝元元年(1038年),李元昊正式称帝建立西夏国,与北宋和辽国分庭抗礼。而西夏国的国都,正是建立在兴庆府(今银川)。

倚赖着河套平原的有利地形和充沛降水,党项人在此建国立业达189年,直到1227年才被蒙古人所攻灭。而成就党项人一代伟业的背后,正是源自贺兰山脉东面的有利地形和降水。

山脉阻挡了来自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暖湿气流,这也影响了中国南方的开发进程。在南方的广东、福建和浙江,这三个省受到南岭山脉、武夷山、雁荡山和天台山脉的阻隔。

当夏季的季风和暖湿气流北上的时候,广东、福建、浙江由于位处这些山脉的迎风坡,往往也是降雨最强的区域。降雨过多、洪水泛滥,使得这三个省在中国历史上,相对北方地区开发较晚。尽管在海洋时代,这三个省占据濒海优势,但在古代这并非有利的自然条件。

仔细分析中国的洪水高发地区,可以发现平原地区、河口三角洲由于地势平坦,经常遭受洪水侵害。这就是位处黄河中下游的华北平原,以及位处长江中下游的江汉平原、江南等地经常遭受洪灾的重要原因。

洪水的漫灌也造成了一个考古学上的困惑。史前时期的华北平原的腹心地带,找不到人类活动的城邑和聚落的遗址,在考古上几乎是一片空白,而在这空白区域的周边,却有很多人类活动的文化遗址。

出现这种考古学空白的原因,就是因为在战国时代以前,黄河在流经华北平原注入渤海时,每逢汛期,河道都是呈现漫流状态。洪水奔流四溢,使得中华先民根本无法在华北平原核心的黄泛区生活,因此才会出现这种奇特的考古空白现象。

从长江流域来分析,地势低洼的湖泊平原周边,也是洪水高发地区。洞庭湖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洪灾一直呈现高发态势。根据历史记录,洞庭湖平原从公元276年至1524年,大洪灾平均间隔为80年;从1525年至1851年,大洪灾平均间隔为20年;从1852年至1970年代,大洪灾平均间隔5年;进入1980年代后,洞庭湖平原的洪灾,甚至缩短至每3至4年就要发一次大水。

实际上,在魏晋南北朝以前,现在的洞庭湖地区,本来是河网化的沼泽平原,到了东晋南朝时,洞庭湖才最终形成。

南朝时期,洞庭湖的水域面积大概为500多平方公里,到了唐宋时期,已经发展至七八百里。从长江排入大量的水和沙,使得洞庭湖湖底不断淤高。在来水有增无减、湖底淤高的情况下,洞庭湖水面持续扩大,到了清朝道光时期达八九百里。鼎盛时期,预计洞庭湖的洪水面积可以达到6000多平方公里。可以说,洞庭湖的扩大过程,本身就是洪水泛滥的结果。

但进入近代以后,由于人口激增、长江上游开发和植被遭到严重破坏,使得长江倾泻进入洞庭湖的淤湖泥沙不断增多,洞庭湖水面逐渐缩小,到现在已经整体分割为几片湖区。另一方面,洞庭湖周边的大规模围湖造田不断进行。

在自然和人类开发的双重影响下,洞庭湖的蓄洪能力不断下降,以致洪水发生频率越来越高。

作为影响洪水发生的第三个重要因素,水系特征也不可忽略。

以黄河为例,其年均输沙量为16亿吨,最高时达到33亿吨。黄河的泥沙中,大概有1/4被输送入海;2/4被堆积在山东东营利津以下的河口地区,平均每年造陆38平方公里;另外,黄河每年还有1/4约4亿吨的泥沙,被堆积在山东东营利津以上的河道里,使得黄河河床不断淤高成为悬河。

 

黄河“悬河”示意图

另一方面,黄河流域气候又相对干燥,年降水量只有200至700毫米。由于蒸发量高、径流量非常贫乏,并且降雨量在一年内分布极不均匀,大多集中在6-9月,且多为暴雨形式,往往在几天内就倾斜年内一半以上的降水,这些因素综合叠加,造成的结果就是黄河经常在雨季汛期泛滥成灾。

由于黄河流经的黄土高原地区土质松软,因此,即使没有人为大规模破坏森林,黄河中的泥沙也有50%以上来自黄土高原的自然流失。进入战国时代以后,人类的开垦活动加剧了黄土高原的植被破坏。在战国时期,黄河就已经有了“浊河”的名称。

汉代以后,黄河开始逐渐泛滥。两汉 400 多年间,黄河共决溢了9次,平均每40年1次。东汉的王景主持治理黄河以后,黄河相对稳定下来,而其最重要原因,是因为历史进入魏晋南北朝后,由于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农耕活动减少,北方的森林植被得到了有利保护,这就使得黄河的泛滥概率降低。

但随着隋唐帝国的统一,中国人口不断增加、黄河中上游的森林植被也不断遭到破坏。唐朝290年的历史中(618-907年),黄河共决溢24次,平均每12年1次,频率大大提高。

进入五代十国后,由于缺乏统一帝国的治理,加上战争频繁,黄河平均三年就发生一次河患。公元946年,黄河从夏六月至冬十月,更是每个月都发生决口,以致河南、河北各郡被淹死、饿死达数万人。

北宋167年历史中(960-1127年),黄河更是有多达66年发生洪灾,平均每2.5年就决溢一次。

 

黄河水患历史相片

这种高泥沙、降水少且分布极不均匀的特性,也使得黄河出现了“善淤、善决、善徙”的特点,黄河由此经常成为改朝换代的助推力。隋朝末年,公元607年,山东、河南一带的黄河发生超级水灾,“漂没三十余郡”;到了611年,山东、河南再次大水,“漂没四十余郡,民相食,相卖为奴婢”;在隋朝灭亡前两年的公元617年,山东、河南再次大水,“死者日数万人”。

在黄河流域残酷的洪水打击下,人民蜂拥而起,在洪水泛滥的河南,瓦岗军趁势崛起,掀开了隋朝灭亡的序幕。

到了元朝末年,由于黄河频繁决溢,蒙古人以水利专家贾鲁为总指挥,发动几十万民工治理黄河。

尽管贾鲁治理黄河尚称成功,但由于官吏在治河过程中不断敲诈勒索,致使民乱不断酝酿。当时,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刘福通等人,以“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谶语集聚人心,并发起红巾军大起义。元朝在黄河水灾的“助力”下,最终在战乱中走向灭亡。

而中国洪水频发,在气候、地貌、水系特征三个自然因素之外,人为干预也是重要因素。

以开封城的没落为例。进入元、明、清三代后,三个朝代641年期间(1271-1912年),黄河在开封境内的决溢就达到了300多次,其中共有几十次洪水袭城、7次水淹开封城的记载。

在黄河的自然性泛滥摧毁之外,实际上,开封城遭遇的“人祸”也非常突出。早在公元前225年,秦国大将王贲攻打魏国,就曾扒开黄河水灌魏国都城大梁(今开封),以致大梁城水淹三个月,末代魏王不得不出城投降。

到了明朝末年的1642年,李自成在第三次围攻开封时,派出几万士兵,扒开了开封城附近的黄河马家口大堤,以致黄河直冲开封,城内34万人死绝,仅有3万人幸免于难。

在自然和人为干预的多重打击下,开封这座在北宋时期人口曾经高达百万的世界第一都市,到清代时人口锐减至乾隆十六年(1751年)的12万人。此后,开封彻底没落,沦为国内的三四线城市。

实际上,从宋代以来,人为因素的干预导致洪水频发的比重不断加大。例如1127年靖康之变北宋灭亡后,金人不断南下,为了阻挡金兵铁骑,1128年,南宋军队在今河南滑县西南扒开黄河大堤“以水当兵”,由此导致黄河流入泗水,再次由泗水夺淮入海。

1128年的这次人祸,并没有挡住金兵南下,相反,却造成了黄河下游的第四次大改道。

在这次宋朝军队扒开黄河大堤后,黄河形成了新旧两条河道,并在从黄河到淮河之间到处摆荡。由于这个位置刚好处于南宋与金国的对峙前线,因此宋金双方都无意堵塞决口,以致黄河在整个南宋时期,一直在北方呈现到处泛滥摆荡局面。

但人为因素赋予黄河流域的苦难并未终结。金哀宗开兴元年(1232年),在蒙古人的一路追击下,金哀宗不得不南下逃到开封,随后又逃到距离开封仅仅100多公里远的归德(商丘)。

当时,金兵试图扒开黄河水淹蒙古军队,结果派出去扒堤的部队全军覆没。随后,蒙古军队一不做二不休,来了个将计就计想水淹归德,于是直接扒开了黄河大堤。没想到归德城地势高,黄河水竟然绕城而去,但泛滥的黄河,却给黄泛区造成了巨大伤害。

蒙古人扒开黄河两年后,公元1234年,趁着金朝危亡,南宋军队北上与蒙古人争夺中原。为了阻挡宋朝军队,蒙古人再次人为扒开黄河。这一次地点则选择在了距离开封城北仅仅20多里的寸金淀,这也造成了黄河历史上的第五次大改道。

从1127年到1234年,由宋人和蒙古人轮流共三次扒开黄河,导致黄河频繁大改道。此后,黄河的洪灾更加剧烈。明代历史共276年中(1368-1644年),黄河就有112年曾经发生过洪灾。

到了清代时,黄河平均每三年就发生一次决口,在康熙初年更是几乎年年决口。1855年,黄河在铜瓦厢决口改道,洪水波及河南、山东、直隶共3省10府40余州县,受灾面积近3万平方公里。由于没有堤防约束,此后洪水泛滥横流达20多年,泛流宽度达200多里,其中仅仅被洪水冲塌或淹浸的县城就有六七个,濮州、范县、齐东等县更是不得不迁城以避水患。

在气候、地貌、水系特征、人为因素的多重干扰下,中华帝国的洪灾不断发生、泛滥,这给我们的先民造成了深沉的苦难。但它促成了秦国的强大和中华帝国的一统,也间接导致了隋朝和元朝的灭亡,以及开封城的兴衰起落与沉沦。

但另一面,洪水给中国带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例如洪水的冲击,不断冲刷航道,使得长江、珠江成为优质的黄金航运水道。

洪水也不断在为中国创造新陆地。中国有10%的国土面积,本质上都是千百万年来,洪水泛滥带来的泥沙冲击而成的洪泛平原地区。以华北平原为例,31万平方公里的华北平原,其实就是黄河携带泥沙,千万年来冲刷积淀形成的。

根据统计,从1954年到1982年,黄河共为中国造陆达1100平方公里。在黄河出海的山东东营,黄河泥沙淤积而成的造陆运动,使得山东的海岸线每年都要外延0.47公里。

进入1980年代后,由于来水量和泥沙冲击量减少,黄河造陆的成果也从每年3万亩退减至每年1万亩。但即使如此,在黄海出海口,得益于洪水和黄河的力量,中国的国土面积仍然在不断生长。

在长江出海口的上海,现今面积1269平方公里的崇明岛,在1200多年前的唐朝时,还只是一个刚冒出头的小沙洲。

经过长江泥沙的不断冲击,如今崇明岛还在不断“长大”,预计再过50年时间,崇明岛将与长江北面的江苏南通连接起来。而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长江的水流,在不断地为中国塑造出新大陆。

总之,千百万年来,洪水一直在默默改写中国史。尤其是自大禹治水的四千年来,洪水对中华文明的影响和冲击,更是多重叠加、日甚一日。相信在中华民族有力的因势利导下,洪水和滚滚江河湖泊,终将逐渐变害为利,造福天下苍生。

参考文献:

韩茂莉:《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邹逸麟:《中国历史地理概述》,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

  (来源:“最爱历史”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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