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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明岛千年大开发

21世纪崇明岛大开发,是上海继浦东开发之后的又一个经济发展热点,她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投资环境,已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其实,早在一千多年前崇明岛聚沙成岛之后,就有一批又一批敢于吃“蟹”的移民登岛开发,尤其是上海解放以后,各行各业数以百万计的职工、街道社会青年、知识青年等参加的崇明围垦,向荒滩要粮,更是艰苦卓绝,气贯长虹……

1300年前6姓渔民樵夫最先登岛辟草垦荒

浩荡奔腾的万里长江,孕育了祖国第三大岛崇明。

夹带着大量泥沙的长江水,自青海曲折流经西藏、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上海,奔入东海。就在临近喇叭口状的入海处,江面骤然开阔,水势突然平缓,泥沙下沉,日积月累,渐次积起了一个又一个水下暗沙洲。

星移斗转,至唐高祖武德年间(618至626),长江口水下的暗沙洲中,有两个涨出了水面。一个在东,名为东沙;一个在西,名曰西沙。两沙相隔70余里,这便是崇明岛的发源地。

随着时间的推移,东、西沙地形渐高,面积渐广,到了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技高胆大的黄、顾、施、陆、董、宋六姓渔民、樵夫驾舟登岛,白手起家营建自己的栖身处。这些崇明人的第一代祖先伐树木为梁,割芦苇为墙,刈草为顶,搭起了挡风避雨的简易住所,继而辟草垦荒,结网捕鱼,崇明岛始有房舍、农田和渔场。

经过200多年,东、西两沙人丁增多,田舍渐广,引起了州郡长官的重视。唐哀帝天佑四年(907),朝廷下令在西沙设置行政机构崇明镇,“崇明”之名即始于此。

宋仁宗天圣三年(1025),东沙北边又露出一个新的沙洲,有姚、刘两姓捷足先登垦土居住,史称姚刘沙。宋徽宗靖国元年(1101),姚刘沙西北50里处,又一个沙洲出水,因经三次迭涨而成,又因由句容的朱、陈、张三姓首先移住此沙,所以人称三沙。

早期的崇明岛,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丰富的渔、盐资源,而颇受达官显贵、商贾贤良的重视,就连南宋王朝的显贵清河郡王张俊、平原郡王韩侘胄等,也在岛上开垦荒地,建造庄园。宋宁宗嘉定十五年(1222),在三沙设天赐盐场,隶属通州府(今南通市),由官府掌管崇明的食盐开发。

元朝建立,横州知州薛文虎以钦差大臣身份巡视崇明。他以崇明属江海重镇、边防要塞,奏请升格为州。元世祖准奏,至元十四年(1277)降旨置崇明州,隶属扬州路,任命薛文虎为崇明知州。

明洪武二年(1369),崇明改州为县,之后一直以县为建制,相沿至今。  

 

图片来源:正德《崇明县志》

宋明以来,崇明盐业、渔业、航运业已呈兴旺景象

自从有6姓人家成为崇明的先祖后,1000余年来,来自常熟、嘉定、宝山、江阴、句容、通州、海门等地的大批移民陆续登上崇明岛,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开发热潮。南宋设天赐盐场后,官府从浙江、青浦、江湾组织盐民,来崇明专事煮盐。明清两代,农、盐、渔、航运诸业已成为崇明经济的支柱。

崇明东临大海,是个天然盐场,居民都煮盐自给。后官府设置盐场,派定盐田盐灶盐课,允许居民自给而外,可交盐场收购,销往靖江等地。明朝万历二十九年(1601),又许居民直接自卖食盐补偿课税,限一个运途肩挑62斤8两。煮盐增加了朝廷课税,于岛民又有利可图,故而几乎家家都有盐田,而盐灶更是星罗棋布,那雪白的生盐熟盐堆积如山,宛若厚厚积雪。崇明八景中的“鹾场积雪”,就生动反映了崇明早期开发时盐业的兴旺景象。

崇明在江海会合处,故渔产丰富,最早上岛栖身的便是渔民。他们以各种工具捕捞江海鱼虾,崇明八景中“渔艇迎潮”的壮观景象,正是崇明先民开发渔业的生动写照。凤尾鱼、黄花鱼、刀鱼、银鱼、鲥鱼、鲟鱼等20余种水中珍品,至今仍是人们喜爱的盘中美味。

崇明岛四面环水,为了与外界交通贸易,先民们首先发展航运业。经过多少代崇明人的努力,终于研制出了适应性强、用途广的我国古代四大船型之一的崇明沙船,以其出自崇明沙而得名。

崇明沙船船身扁浅宽大,底平,首尾俱方,重心低,船面建筑少,可减少受风面积,使航行平稳,又因吃水浅而不畏暗沙,即使搁浅也不易倾覆或损坏。它的另一个特点是多桅多帆、风帆高大,能充分利用风力来提高航速。故而崇明沙船风行于元明清三朝。其间,崇明人朱清就是驾驶着崇明沙船,成功地开辟了北洋航线,开创了海运漕粮。

鸦片开衅之后,李凤苞诸先贤 兴洋务办教育,洋学堂遍布岛上

清末民初,崇明岛进行了又一轮开发。

1840年鸦片战争,国门洞开,朝野上下兴办洋务,引进了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崇明与得风气之先的上海只半江之隔,自然受到影响。经由一批放眼看世界的崇明籍朝野人士的传播与倡导,崇明岛也跨入了前进的历史洪流之中,其中首推清朝外交大臣李凤苞。

李凤苞是崇明城桥镇人,精通外语,曾任江南制造局编译,得以广览西书,了解西方的社会与自然科学。光绪三年(1877),奉派率船政留学生赴英、法学习,次年任驻德国公使,后又兼任奥地利、意大利、荷兰、法国公使。他久住海外,熟悉洋务,不料为权臣妒忌陷害,免官还乡。于是他从事著述,将所写之《使德日记》及译作《海战新义》《陆操新义》《行海要术》等西方科技向国内及家乡父老介绍,引起同道乡贤们的强烈兴趣。其《使德日记》一书,在20世纪80年代被编入《走向世界丛书》。这一时期的崇明开发,首先是学习西方的教育模式。清政府诏令全国设立学校是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而崇明在此前三年,就已经开风气之先,有了王清治等贤达在县城同仁堂仁园创办了崇实公学(小学),这是崇明近代教育之始。继而乐群公学、义务学堂等如雨后春笋纷纷设立,至宣统二年(1910)的七八年间,全县已有私立公立小学89所。教学课程也引入了西学的内容。

光绪三十年(1904),留学日本宏文书范的林友兰回到崇明,首创师范传习所于城内,培养出一批适应学堂教育的新型教师。辛亥革命后,崇明的教育迅速发展,至1920年已有小学195所,并相继创办了中学、农校、商校。不久,旨在打破千年陋俗、体现男女平等的尚志女小学,由徐应田和崇明妇女解放运动先驱施淑懿创办。敦行、闺训、启明等女子中学亦相继开办。

清末民初,崇明已建客运、电信、电气等新产业,小布已出口

近代以来,崇明人往上海谋生者渐多,沙船已不能适应客货运的要求。光绪二十二年(1896)西洋轮船“海珠”号首航成功,开辟了上海与崇明间的客轮航线,继而又有“新长和”“瑞昌”号投入营运。光绪三十三年(1907),热心桑梓建设的清廷商部右丞、江苏省商办铁路公司总理王清穆,领衔集资创办崇明轮船公司,购置载重200余吨的“朝阳”轮,行驶于沪崇之间。以后又有崇明交通轮船公司、崇明永裕轮船公司,加入崇沪线客运。

近代崇明的电信,也发肇于清末。光绪二十一年(1895),崇明与吴淞间敷设了江底电缆,始通电报。光绪三十一年(1905)在县城孙家楼设无线电局。

旧有“无崇不成台”之说,反映了崇明早期从事电信工作的人员众多以及电信事业发达的情况。其间,还出了个名扬遐迩的电信专家陶胜百。他创建了中华无线电研究社,成功改装了全国第一台短波机,并在上海创办了中华无线电厂,为崇明同乡、肇兴轮船公司总船长陈干青属下的大小轮船安装了无线电通信设备,使中国航运界跟上了现代通信的世界潮流。陶胜百还创设了中华无线电夜校,培养了近200名无线电专业人才,其中绝大多数是崇明籍人,他们遍布全国各地,为我国的无线电通信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光绪二十七年(1901),县城内县前街始设邮政所,光绪三十三年(1907)升为邮政局,桥镇、庙镇、新开河、堡镇等主要集镇则设立了邮政所。

随着崇明由闭塞到开放,对外交通交流的拓展,“出口”贸易增加了,尤以小布这一遍及全县农村的家庭手工业品见长。

岛上农家差不多家家自备织布机,不论老少女子,都会织布。崇明八景中的“玉宇机声”图上,茅屋数间,环以疏篱,星空明月,银光普洒,透过门窗,可见村妇灯下夜织忙。题图诗云:“碧空如洗澹江城,静夜遥传机杼声。篱落人家织妇娴,户户抛梭伴月明。”

那心灵手巧的千万崇明织女,一梭复一梭,累寸累尺累丈成匹,不论是挥汗如雨的三伏盛夏,还是冰冻雪飘的数九严冬,织布声夜夜鸣响。“上机忘漏滴,弄杼杂鸡鸣”,为赶紧完机落布,几多织女直织到五更鸡啼,一清早又都匆匆赶去就近布庄卖小布。小布一业,成了全县“生计命脉”。

大通、富安纱厂相继开办后,洋纱多了起来,织洋纱布“出口”,成了千门万户织女的新行当。崇明小布以门幅大小分两种,一种阔一尺,4丈为匹;另一种阔一尺八寸,8丈为匹。它虽是在土布机上织成,却都紧密平滑,柔软坚牢,又花色品种繁多,有格子布、芦菲花布、柳条布、蚂蚁布,可与洋布媲美,故而声誉日隆,销往福建、浙江、江苏、山东、河北、辽宁,还曾一度远销南洋群岛各埠,成为崇明历史上第一个名副其实的外销产品。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崇明围垦,数百里滩涂变良田

新中国成立后,崇明有了新的发展。1958年12月,崇明划归上海市,人们高兴地奔走相告,期盼着崇明岛新一轮开发。

果然,1960年,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发出了“变崇明芦滩、草滩为城市副食品供应基地”的号召,成立围垦指挥部,开始了在崇明岛围海造田的壮举。崇明岛新一轮大开发开始了!

历史上,崇明的沙洲有涨有坍,此坍彼涨,涨坍不定。1949年后,全岛军民修筑江堤,兴建海塘,保障了人民生活与生命财产的安全,又控制了坍势,最终确保有涨无坍。这与日俱增的大片淤涨的滩涂,成了可围垦的处女地。

从1960年9月起,上海由各级干部、青年学生、工人、店员等组成的围垦大军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崇明岛。

围垦生活极其艰苦,他们住的是用芦苇搭起的环洞舍,睡的是芦苇垫底的地铺。吃得差,干活累。虽然夏天酷热不围垦,但是秋日里蚊叮虫咬,冬日里风寒刺骨,在这种令人难熬环境之下,战士们依然热情高涨,干得热火朝天,垒起一道道高高的挡水长堤。

黄浦区的工人、店员、吴淞区的钢铁工人以及高校部分师生共10000多人组成的围垦队,在崇明新安沙安营扎寨,经4个月奋战,于1961年1月间筑堤13公里,围地24 000亩,建起了黄浦、吴淞、高教局畜牧场。以后各区、局委均照此办理,在围垦地上建造牧场,往往当年就能喜获胜利果实。

由卢湾、徐汇、长宁、普陀4个区抽调的百余名战士围垦合隆沙时,适逢连日冷空气南下,严重冰冻,挖土筑堤时铁锹插不下去,只得点燃芦苇烘化冻土后作业。大堤合龙时,由于水流湍急出现险情,市政府急调船只运来大批草包,装土填塞,终于合龙成功。18.2公里长堤巍然屹立,围地近40000亩。

百万沙是由静安、南市、杨浦、闸北4个区的8000名战士围垦的,他们先筑防潮小堤,后筑大堤。1961年5月大堤合龙时,上海市副市长宋日昌亲临指挥,共围地37000余亩。

1961年至1962年,市轻工业局与市基本建设委员会先后围垦大新沙,后又有崇明的5个公社出动12 000名民工,继续围垦大新沙,得土地13000亩。

驻沪部队也加入了崇明大围垦的行列。1962年,上海警备区和东海舰队,各自围垦得可耕地4 500亩,作为部队的农副产品生产供应基地。

崇明县政府不但为上海围垦大军提供后勤保障,还动员大批干部群众参加围垦。规模较大的有聚兴沙转垦,得地12 400亩,两度围垦开沙,得地100 000亩;围垦东平沙,得地57 000余亩;三次围垦老鼠沙,得地45 000亩。本着“一盘棋”的思想,崇明县把围垦得来的相当数量的土地交给了市围垦指挥部,用以建立市属国营农场。

据《崇明县志》(1989年版)记载,至1984年,市县组织了大小围垦共55次,围地612 560.7亩,占全岛土地面积的38.4%。

20世纪60年代,在围垦的土地上,先后建起8个国营农场、2个部队农场、2个县属乡。崇明的各个公社、镇,也都在各自的围垦地上,建起了畜牧场、水产养殖场、果园和苗圃。

8个国营农场建立后,引来大量市区居民来农场工作。“文革”十年中,又有20万上海知识青年到崇明围垦农场安家落户,成了农场的主力军,占崇明岛总人数的25%。他们用汗水把农场逐渐建设成大上海的粮、棉、油以及畜、禽、水产等各种副食品的供应基地。

从1970年起,各农场开始兴办工业,机电、轻工、食品、医药、建材、仪表、化工、纺织等行业蒸蒸日上,其中不少产品已是外贸出口产品。

20多万农场职工及其家属亲友的相互探望,使崇明岛变得热闹起来。首先表现在客运交通。围垦前一年的1959年,南门港、堡镇港与上海的年客流量总共54.1万人次。围垦后的第一年往来人次就翻了一番,1969年增至188万人次,最多时达到416万人次!常年不息的庞大人流离岛回岛,促进了岛上的商品流通,崇明的老毛蟹、甜芦粟、老白酒、家养鸡、金瓜、白山羊肉等土特产,被大量购买带回市区。对此,崇明的农民高兴地说:“有了农场知青,这些东西有了出路还卖了巧价钱!”  

 

1970年冬,崇明县3000多名社员在新建农场围堤造田

精明的崇明人发现,城里人不但喜欢崇明的土特产品,同时也喜欢崇明的洁净水土、清新空气、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于是,古迹寿安寺、学宫、金鳌山、唐一岑墓整修开放;日跃东海、水格分涛、金鳌镜影、寿刹烟林、林海鹿鸣、青龙盘岛、牛棚观潮等新景点陆续开辟;瀛洲公园、澹园、森林公园相继迎客,吸引了无数外来游客观光和投资。由围海造田发肇的崇明大开发连锁效应在继续扩大。  

 

文章选自:上海通志馆《上海滩》杂志编辑部主编《砥砺前行:上海城市更新之路》(上海大学出版社)

本书是“上海地情普及系列·《上海滩》丛书”中的一种,所收录的文章介绍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在城市发展中不断创新,勇做改革开放“排头兵”的故事。从城市发展规划的制定,到各开发区的先行先试试点,从城市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的改造更新,到地标建筑的诞生和区域改造,以生动详实的叙述和亲历者回忆,讲述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和浦东开发开放30年来,上海的城市面貌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展示了上海探索走出的一条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征、上海特点的超大城市发展新路。

  (上海通志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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