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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武门有什么来头?

清朝康熙十八年(1679),文学家毛奇龄到北京参加博学鸿儒科考试。走出暂住的南城驿馆放眼北望,写下了“宣武门高十丈尘,马蹄踏尽未归人”的诗句。

他所看到的这座城门始建于明朝永乐年间,其位置变迁和命名源流则需上溯到忽必烈任用刘秉忠营建元大都的时代。旧日的城门风貌与人事变迁已化作逝去的烟尘,由此积淀的物质与非物质的文化遗存,在当代却成了追寻古都历史文脉的重要线索。

从顺承门到宣武门

就城市规划与城门命名而言,明北京是元大都的直接继承者。

洪武元年(1368)八月初二,徐达率领的军队攻克元大都。失去首都地位的这座城市迅速降为北平府, 北城墙还按照礼制要求缩进五里,从健德门、安贞门一线南移到仅用二十余天匆忙修筑的德胜门、安定门一线的新城墙,使城市规模略小于当时的国都南京。

孰料三十多年后风云突变,镇守北平的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夺取皇位,永乐元年(1403)正月就把北平提升为与南京并立的北京。此后十余年间,明朝一直为迁都北京做着物料采集、工匠征发与规划建设的准备。

元大都的南城墙在今长安街一线,以城市布局中轴线上的丽正门为对称点,左右分设文明门与顺承门,到明朝北平府时期依然如故。

永乐年间营建北京时,官员们觉察到,由于规划的宫城位置明显前移,留给皇城的建筑空间太过狭窄。于是,永乐十七年(1419)十一月将南城墙向前拓展,推进到大约二里之外即今天的前三门一线,元大都时代三座城门的名称也被向南“平移”,用来称呼各自对应的新城门。

直到明朝进入开国第七十个年头的正统二年(1437),全面整修后的北京九座城门焕然一新,大理石门额上雕刻的名称才去掉元大都的遗痕,丽正门、文明门、顺承门依次改称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每座城门的主要建筑,依然是传统的城楼、瓮城和箭楼。

沿着太行山东麓大道北上,经卢沟桥向东北进入北京的最短路径,在明朝修筑外城之前就是取道宣武门,这里也是抵御外敌入侵的西南门户。

《明实录》记载,正统十四年(1449)八月,蒙古瓦剌部首领也先的军队在“土木之变”中俘虏了明英宗,十月逼近北京城。仓促即位的景泰帝在兵部尚书于谦的谋划调度下,派遣二十二万军队守卫九门,要求他们或凭险设伏歼敌,或伺机出奇制胜。其中,都指挥汤节率领的军队在宣武门严阵以待。

嘉靖二十一年(1542)六月,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达率军入侵。紫荆关副总兵周彻向兵部建议,随时准备亲率营兵驻扎正阳门、崇文门和宣武门外。七月,朝廷委派户部官员犒赏京营守卫前三门的官兵,合计有三万六千多名。战争的经验表明,京城固然可以凭借城墙尽力防守,日渐增多的城外居民却无处可逃。

成化年间的叶培、蒋琬,嘉靖年间的毛伯温、严嵩等官员,相继建议仿效南京修筑外城。嘉靖三十二年(1553)闰三月,兵部尚书聂豹等人经过勘查制定了详细计划,但施工仅仅二十天就已是财力难支,原定环绕北京的“四周之制”不得不缩减为只包南墙一面。

外城完工后,宣武门变为连通内外城的节点,由此向南北延伸的大街即称宣武门大街,或以城门为界分为内外两段。

从顺承天道到宣扬武节

借助城门名称表达思想观念或寄托远大理想,是由来已久的中华文化传统。一国之都的城门命名,尤其强调宣传教化功能。名称设计或出于饱学宿儒,或出于政治精英,都从古代典籍中汲取了丰富营养。宣武门及其前身顺承门的命名同样如此,而且反映了元明两代统治者不同的文化心理。

顺承门原本是元大都南城墙上的西门,这个名称在明朝的前七十年相沿不改,只是所指城门的位置在永乐年间南移了二里。

元代至元年间,刘秉忠受命主持营建大都。《元史》称赞他遍览经籍,天文、地理、律历、预测等学问无不精通。他所制定的城市规划,最接近《周礼•考工记》设计的理想格局。

南北中轴线穿越丽正门,左右两端的城门不仅在地理位置上东西对称,城门名称的语词含义也彼此呼应。

由刘秉忠主持甚至可能是他亲自拟定的城门名称,深受《周易》等古代经典的影响。《周易》以八卦象征八种自然现象,与八方及四时相配,用来推测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其间包含着古代朴素的辩证法。

顺承门位于大都城的西南方向,对应着八卦中的坤卦。卦辞称:“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大意是说:坤卦的本原已经达到了至臻至善的境界,万物之所以能够生长,就是因为它们顺应和遵循着自然界的法则。

城门从卦辞中撷取“顺承”二字为名,蕴含着顺天法民的治国理念,既符合元代以忽必烈为首的非汉族统治者赢得中华正统地位的愿望,字面上也具有庄重典雅的国都气派。顺承门有时被写为同音的顺成门或顺城门,清代以后甚至讹称顺治门,这都是地名应用过程中的常见现象。

明英宗作为汉族统治者的代表,无须刻意强调自身的文化正统地位。登位不久即改文明门为崇文门、顺承门为宣武门,把崇尚文治与宣扬武节视为稳定江山社稷的两大基石。

这样的治国理念源远流长,春秋时期晏婴辅佐齐庄公时“事之以宣武”,就是以宣扬尚武精神来引导国家的施政方向。孔子强调“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东汉张衡赞誉明帝刘庄“文德既昭,武节是宣”,都蕴含着文武共济、相辅相成的思想,两座城门更名的历史文化之源尽在于此。

左崇文、右宣武,与官员上朝时文站东、武列西的次序一致。在承天门(清改天安门)前的千步廊两侧,文官主导的吏、户、礼、兵、工各部以及翰林院在东,执掌杀伐的五军都督府与负责司法的刑部、大理寺在西,形成了“左主生、右主死”的官署分布格局。

明清刑场设在宣武门外菜市口,世间盛传囚车经过的城门洞顶刻着“后悔迟”三个大字,或称箭楼西侧立着这样一块石碑,与城门名称中的尚武肃杀之气相互映衬。

从宣南坊到宣南文化

明代修建北京外城后,按照与内城相同的制度设置八坊,其中五个位于前门大街以西、宣武门以南。广宁门大街至骡马市街一线以北、琉璃厂至虎房桥一线以西的外城西北隅属于宣北坊,它的南面有宣南坊。

宣武门大街自城门延伸到菜市口,再向南是绳匠胡同,清末谐音称丞相胡同,两者今已整修为菜市口大街。源自明代宣南坊的“宣南”,在清代成为泛指外城西部区域的专门用语。

宣南地区的南部和西部在明代比较空旷,除了南城兵马司、惜薪司南厂等少量机构外,最突出的特征是寺庙林立。最著名的有始于唐代的悯忠寺(今法源寺)、崇效寺(尚存藏经阁),辽代的天王寺(今存天宁寺塔),明代的大报国慈仁寺(今报国寺)、长椿寺(今宣南文化博物馆)等,清代遍布宣南街巷的大小寺庙多达三百余座。

清初强制推行“旗民分治”制度,不在旗的官僚士绅和百姓只能居于外城,进京应试的举子与南来的商人因此大多住在外城的会馆,从前冷清的宣南迅速成为士人聚集区。

据清末民初统计,宣南地区的会馆多达五百余座。戊戌变法的著名人物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分别住在南海会馆、新会会馆、浏阳会馆。文学家李渔、龚自珍住广州会馆和番禺会馆,马克思《资本论》里唯一提到的中国人、倡导货币改革的王茂荫住歙县会馆,诸如此类的历史名人不胜枚举。

众多的戏楼和梨园名家故居,是宣南作为戏曲文化中心的标志。大量的戊戌维新、学校教育、新闻出版、商业手工业史迹,记录了近现代社会的急剧变革。

明清至民国时期的宣武门旧址,今天已是宣武门东、西、内、外大街的汇合点。十字交叉的干路与沿途贯通的街巷胡同,共同构成了城市交通的骨架,也是区域历史文化的地理依托。

在宣武门内,元代至明初的顺承门街北段东侧,始建于金代的大庆寿寺双塔于1954年被拆除,留下了有待反思的教训。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宣武门东北侧修建天主堂,清代改称天主教南堂,是北京现存最古老的教堂,1979年被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明代宣武门西北的象房到清代改为驯象所,晚清在这一带设立学部、海军部、资政院,民国年间改作教育部、众议院等,旧时的王府也纷纷变为大学或其他机构。

载入明代文献的萧家桥、象房桥、枣树胡同、承恩寺胡同显示了据以命名的地物,铁匠胡同、油房胡同记录着巷内百姓的职业,石驸马街表明了命名之初的居住者身份。

宣武门外的菜市大街、骡马市街、魏染胡同等镌刻着明清以来的社会生活印记,以清代士人故居、会馆、祠堂、碑刻、书籍及其他纪念物为载体,以士人的文化创造为核心,包括文化商业、戏曲发展、会馆组织、休闲场所等要素在内,更是积淀为近几十年以宣武门为地理原点命名的宣南文化,并且逐渐变成北京最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品牌之一。

城墙与城门的兴废是城市发展与文化变迁的见证,来自域外的观察者更能产生独特的感受。

瑞典美术史家喜仁龙1924年的著作《北京的城墙和城门》,六十年后译成中文出版,重新唤起了国人对古都旧迹的关注。他把“奇妙的城墙和城门”比喻为“北京绚丽多彩历史的无言记录者”,强调“全城的生活脉搏都集中在城门处”。

清末民国时期,城楼在冷兵器时代的防御功能不复存在,环城铁路在宣武门箭楼外绕过,瓮城内有高大的椿树、小小的关帝庙、卦摊、陶器店铺,瓮城外则是嘈杂纷乱的近代都市。

时代的巨变使这位西方学者预感到:“这些门楼一旦毁坏,北京的建筑群就将失去它独具一格、极其迷人的特色。”城墙与城门的修建是帝都时代的显著标志,它们在半个多世纪前的消失虽是历史的遗憾,却也不失为一个新时代已经到来的象征。

宣武门自六百年前开辟后历经岁月沧桑,曾经巍峨耸立的城楼在1965年已化作“此情可待成追忆”的过往。尽管如此,有形或无形的宣武门,始终是把各类历史文化信息连接起来的地理枢纽。

它的兴衰过程和时代命运,连同由城门派生命名的街巷、区片以及它们所指范围内的社会发展,各类人群在城门内外进行的活动及其创造的物质与非物质的文化遗产,在吹尽岁月的尘埃之后,都在微观尺度上展现着古都北京的历史文脉。

  (来源:微信公众号“前线理论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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